社办期刊本身也许并不十分重要，但它所体现的一个观念即整合出版资源却代表了一种新潮流。这个观念表明必须对信息从时间到空间进行全方位的开发。
书刊市场动荡不已的1998年岁末，辽宁教育出版社创办了双月刊《万象》。1999年1月，江苏少儿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合资的《东方娃娃》呱呱坠地。湖北人民出版社的《成功》也将在2月底与读者见面。爱好文学的人们会痛心地记起，曾经作为文学重镇的社办期刊《昆仑》、《漓江》和《小说》已经分别于1998年初、年中和年末相继停刊。走过1998年，进入1999年，中国社办期刊界，上演着世纪末的悲喜剧，其间贯穿着严酷的市场法则。
“期刊年”从1998年延续到了1999年，社办期刊受到特别的关注，不是没有原因的。首先，社办期刊作为“正规军”，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出版署正在组织调研，酝酿“社办期刊工程”，有关领导也说过要重点搞100家社办期刊。其次，由于社会资金的注入和企业经营方式的导入，涌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IT媒体、时尚杂志、白领杂志和科技期刊，刺激了出版社的神经。再次，经济降温和书刊市场的萎缩以及新式期刊的崛起，使市场竞争日渐趋于白热化，社办期刊也被推推搡搡着走到了“生存或者死亡”的十字路口。
在中国，对社办期刊的行政努力通常会产生相当大的效力。1998年底，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组织期刊社主编和发行部门负责人到江苏、安徽等华东省市搞发行，据估计，期刊发行总量会上升大约10％。江西省新闻出版局由于在支持社办期刊上走在全国同行的前列而备受瞩目。该局1998年颁布了一个文件，打破“办刊是副业”的观念，促使江西的《微型小说选刊》、《足球俱乐部》、《英语辅导》、《小学教学研究》、《小星星》等期刊脱颖而出。
中国期刊业一度是新闻出版业中被遗忘的角落。但期刊具有独特的优势：集约化，投入少，产出多，利润率比图书高；信息快，周期短，资金周转灵活；几乎无库存，净产净销。记者所接触的出版社人士，大都认为，办杂志、重视杂志是商业社会的必然趋势。
但是不同地区社办期刊在出版社中的地位千差万别。在文化发达地区社办期刊的状况也比较好。上海有社办期刊50余家，发行量居于上海期刊发行前十位的有七、八家。天津有17家，经济状况都算不错，其中有几家成了出版社的“经济支柱”。
社办期刊的优点在于：能够实现出版资源的多元开发，用文字、图片作为“原料”，可以生产出包括期刊、图书等多种产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杂志，曾经根据作家文稿的长短决定是刊载还是出书，或同时刊载和出书；一批人马可以办刊也可以编书，对编辑人才和作者合理利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故事会》编辑部，一年出书的码洋可达2000万元。出版社往往有更深厚的文化内涵、更强大的发行网络，使社办期刊利用其品牌效应，减少发行成本，改变主管、主办、编辑出版三级管理体制，缩为出版社主管主办、期刊社编辑出版的二级管理体制，减少管理环节。
至于社办期刊的弱点，最多的是体制问题，它关系到从业人员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社办期刊附属于出版社，有时是一种幸运，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宿命。没有独立财权、人事权，和出版社同吃“大锅饭”，这是计划体制下的经营方式。为了适应市场竞争，各地都在试行“二级承包制”，让社办期刊拥有二级法人地位，内部的编辑、纸张、印装、发行等费用都可以独立核算。
社办期刊本身也许并不十分重要，但它所体现的一个观念即整合出版资源却代表了一种新潮流。这个观念表明必须对信息从时间到空间进行全方位的开发。基于这一理解，“社办期刊”的“社”字可以有多种含义：出版社、报社、通讯社、电台、电视台、社会等。实际上，报社办期刊的影响日渐广泛，如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中国质量万里行》、光明日报社主办的《书摘》杂志、经济日报社的《中国经济信息报》、北京青年报社的《北京青年周刊》、文汇新民报业集团的《新民周刊》等；报社也越来越深地卷入到图书的出版中。资源整合影响的不只是社办期刊，也不只是出版社，而是整个媒介产业的未来。
中国的媒介产业已经表现出了朝阳产业的势头。据统计，国内出版业目前总资产已经达到700亿元，资金利润率连续三年保持25％的增幅，在全国33个行业中排名第四。其中，期刊业被业界人士称为“本世纪最后一座金矿”。图书价格大战的事实表明，图书出版业已经开始步入“微利时代”，而期刊业还保持着高额的利润率。
记者感觉到，虽然市场低迷，期刊业暂时不景气，但志存高远者并没有忘记，此时正是培育和占领市场的大好时机。已经有国内外的出版集团和其他企业，在“比赔钱”力争挤进中国媒介市场；国内的一些出版社也在寻找期刊市场的空隙，《东方娃娃》面向3至6岁的低幼儿童，《万象》定位于“用文艺的形式来办学术刊物”，为着那些“看了会笑”的知识人。不必为某些文学期刊的死亡悲哀，《十月》的主编王占军说，这不是文学的危机，而是期刊的正常新陈代谢，是市场的自然选择，是好事，当生则生，当死则死，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商业化出版社的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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